尺牍中的书香——老一辈革命家的两封家书
徐特立致徐乾的一封信
乾儿:
四年前你还是一个落后的家庭妇女,而今成了一个共产党员,实出我意料之外。
希望你真能继承我的革命事业,我从现在你的行动看有很大的可能性。
我爱读《联共党史》,曾在长沙抄读一次,你是知道的。这书包括革命理论策略、组织原则和工作方法,你当随时阅读,把它当党的经典。
本书大共(应为总共——整理者注)四百三十页,日读二页,二百一十五日即读完。我今年已六十五岁,有似风中之烛,不知能否眼见你读完此书,了解此书,且能实行书中的原则。如果能看得见的话,我虽无子也还快慰。今日费边币六元购买此书给你,希望你暂放弃其他读物,有计划地读完此书。
一九四一年十月三十一日
徐特立于科学院
■说明
徐特立1877年生于湖南,50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长征,1940年底至1943年初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。徐乾原名刘萃英,1931年与徐特立之子徐厚本结婚,1938年徐厚本病逝,1940年她到延安后,徐特立特为她改名徐乾。乾取《易经》乾卦爻辞“君子终日乾乾”之意,寄望她发扬外柔内刚的倔强精神。徐特立是把徐乾当自己的儿子来培养的,对她的要求很严。
信中提到的《联共党史》即《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明教程》。毛泽东在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中说:“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,又应以《苏联共产党(布)历史简要读本》为中心的材料。”由此信可知,徐特立读过《联共党史》不止一遍,并自费购买此书送给徐乾,要求她读书时分清主次,优先读完此书。徐特立日后在信中也一再督促在生产合作社工作的徐乾看书看报,如1944年他在信中说:“我是全面关心你的,主要的是你的身体和学问,不只是希望你读书,即全不拿书本,只要每日有十分钟与好学的人接近,耳朵中也要听一些。”
谢觉哉致孩子们的一封信
亲爱的孩子们:
我想给你们说几句话。
你们应该很好地爱护书本、图画、报纸和杂志。假如谁不爱护,就要批评他,帮助他改正。
不管是小人书、教科书,还是课外看的书,看的时候不许把书面、画面弄皱;也不许在书上乱画;看完后要整整齐齐地放还原处。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书,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书。
下面来给你们讲点故事:
宋朝的大学问家司马光——就是那个打破缸救出来落水小孩的人,他家里的书很多,不管看过多少次,书还是像新的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架子上。
另外,还有一个“徒读父书”的故事,讲战国时代的赵括读了父亲的书,不知道用。但从“读父书”三个字上,我们知道父亲的书儿子读,儿子的书读后孙子读,他们是如何爱护书啊!
我小时候读的书,很多是我父亲——你们的祖父读过的。我没有把它们弄坏,到现在我还想念那些书,一九五四年谢放回去,说书都找不全了,我听了很难过。
我在列列这样大的时候,把书乱七八糟地塞在屉子里,被你们的祖父看见了,把我骂了一顿,并亲手给我整理。从此以后,我把读过的书,放在一定的地方,书坏了就补。
在延安,我对书报是注意的。几年的《新中华报》、《解放日报》没有失掉一张(退出延安时埋在真武洞,被胡军挖出损失了)。到北京后,我没工夫亲自管理书了,这个工作,现在需要你们来做。
望你们注意并学会做!
你们的爸爸 觉哉
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
谢觉哉1884年生于湖南,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长征。新中国成立后,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、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,对我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贡献甚大。信中提到的列列即谢列,与谢放都是谢觉哉的儿子。
谢觉哉热衷写诗作文,在延安时期,他就有很多诗文发表在《新中华报》与《解放日报》上。《新中华报》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,后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,1941年5月15日停刊,次日《解放日报》创刊,直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。这封信提到谢觉哉收藏的报纸在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的战事中全部损失了。
这封信要求孩子们养成爱护书籍的习惯,让书籍代代相传,这既是良好家风的体现,更是对敬惜字纸的优良传统的尊重与传承。1961年4月,谢觉哉在给孩子们的信中,又提到了要爱惜书籍:“几年前我写过一张要孩子们爱惜书报的信,贴在书架上,不知你们还记得不?那时你们都小,现在好几个是大人了,不应该再不记在心上了。”(陈彧之 整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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